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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化社会的法学与经济学<sup>*</sup> ——圭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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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而在法和经济学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被用来检验法律，但这种检验时而会导致经济学理论内部的改变，而不是法律的改变或者描述法律现实的方法的改变。”27［美］圭多·卡拉布雷西：《法和经济学的未来》，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其实，科斯也表达过颇为类似的观点。他将不研究在现实世界法律框架中运行的经济体系而只专注于使用数学语言来建构抽象模型的经济学称为“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 economics）。28［美］罗纳德·H. 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载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在《经济学和相邻学科》中，科斯写道：“因为在经济体系、法律体系或政治体系中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所以，其行为从广义上来说应该是相似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经济学家所发展起来的用于解决经济体系中人类行为理论或方法可以一成不变地移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在不同领域，人们所求的目标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当人们作出选择时，所处的制度框架迥异。”29［美］罗纳德·科斯：《经济学和相邻学科》和《生产的制度结构》，载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卡拉布雷西在《法和经济学的未来》以及其他作品中将法学视为一种面向事实的经验学科，其中累积人类处理经济事务和其他人际交往事务的丰富经验，也体现着真实世界中的人的品位和价值，因此可以为经济学的数学化、形式化分析提供丰富的素材，这是法学与经济学双向互惠沟通的主要模式。而实际上法学也日益成为一门形式科学，并不比经济学更接地气。更能够为经济学提供经验素材的并非法学，而是法院判决、仲裁委员会裁定、执法部门行政决定等原始的法律素材。在其名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纽曼（Neumann）和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指出经济学的发展受限于经验研究的匮乏：经济科学的经验背景无疑是严重不足的。我们对于相关经济事实的了解与物理学被数学化的那个时刻物理学家所了解的物理事实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物理学，尤其是力学在17世纪取得的突破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此前天文学领域的发展。支撑它的是人类数千年系统化、科学化的天文观测，集大成于一位具有无与伦比才华的观测者：第谷·布拉赫。这种事情尚未在经济科学中发生。在物理学中，没有第谷而指望出现开普勒和牛顿是十分荒谬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容易。30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44), Six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 随着物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基于统计学原理的智能算法的飞速发展，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再是经验材料本身的匮乏，而是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筛选和使用数据。而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需求，则需要有一定的理论预设。理论驱动的经验研究和经验驱动的理论化呈现出一幅相辅相成的螺旋式上升图景。31Matthew J. Salganik,Bit By Bit: Social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61.理论对现实的简化是使理论能够引导现实决策的原因，如果理论像现实一样复杂了，它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圭多在《法和经济学的未来》里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大数据时代的经验研究问题，但也处处透露出关于经验与理论之间关系的洞见。实际上，圭多心目中的法学是一种特定的法学，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耶鲁法学院为重镇的现实主义法学，正因如此，他把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的一份信作为附录收入《法和经济学的未来》，借以告诫学者们：“应用外在学科的方法，但如果这种方法不能解释法律世界，请不要就此抛弃这个世界；反之，这时你应该想想，这个世界是否能够帮助你改进那个学科，使变得更加深刻，更有解释力。”32［美］圭多·卡拉布雷西：《法和经济学的未来》，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实际上，这一告诫不仅适用于应用外在学科方法的人士，更适用于使用学科“内在方法”的形式主义者们：当你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时，不要说现实错了，而要想想你的理论有什么问题。毕竟，作为二阶观察者的学院派学者，不能总是根据一种人为建构出来的、貌似逻辑完备的理论去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行动者指手画脚，正像一位医学院教授不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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