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们都在集体呼吁：“不惜代价，拯(3)

此外，余永定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应该有充足的战略物资。可以考虑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他表示，长期保持大量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在过去对我国是好的，但在目前需要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的重要条件是有足够的内需，因为内需不足企业就会选择出口。要让我国拥有强劲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方式，短期看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在正确理解和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础上，可以考虑部分政策的适度调整，比如短期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内需。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教授将抗疫与保经济并列，提出：控制好疫情，保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的最好方式。

在“保命”的前提下，提高内需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巨大内生动力，并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指出，受国内疫情冲击明显的超预期影响，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还影响了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断消耗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和积累，导致家庭、企业抗冲击能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对基层政府稳定运行和基建投资造成压力。此外，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也有所变化。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但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困难，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也有所下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从目前情况看，年初的预算计划可能难以支撑财政支出的明显增加，财政政策要打好组合拳，必要时可考虑调整今年的赤字规模。

以往在各种论坛上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的经济学家们，当天“感人”的统一，只有一个口径：拯救经济。

怎么优化？他表达了两个建议：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

黄益平建议，第一，货币政策要更关注总量而不是结构。第二，货币政策要保证独立性，但前提是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问题。黄益平认为，考虑到蒙代尔三元悖论（汇率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只能三选二），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独立，需要对跨境资本流动加以关注，否则担心会按下葫芦起了瓢。

达利欧呼吁，希望各国应有序竞争、避免冲突，保持对话、合作共赢，共同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做出努力。现在所处的时代冲突正不断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根据历史经验，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经济和资本方面的战争。

面对上述挑战，管涛认为应从五个方面具体应对：

参会者来头都不小，包括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等等，他们围绕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无一不对当下经济下行压力表达了担忧，并为现行遇到的诸多经济问题疾呼。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 网址: http://www.jjxjzz.cn/zonghexinwen/2022/0518/14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