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经济学的发展基于中南财经学(3)

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政治活动家，也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共党史专家。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罗章龙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德语翻译组组长，组织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⑦等。早年，罗章龙致力于指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开展产业工人状况调查，面向工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到高校任教后，罗章龙从学术研究视角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批判，他指出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以西方历史为源流、以他国国情为蓝本，必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提出对中国经济要从重构经济理论和革新经济组织等方面进行改革[16]。

朱剑农是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农业经济学家，曾任中南财经学院副院长。朱剑农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立志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他的专著《土地经济学原理》(西部印务局，1947年版)是我国土地经济学初创期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土地经济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朱剑农在书中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研究土地问题，主张运用暴力改革手段废除土地私有制。他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自耕农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比较研究，揭露了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维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及其虚伪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真正符合中国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利益。朱剑农在国统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的土地改革实践形成了呼应。

2.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思想在中南地区也有一定的传播，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播相比，则显得相对滞后。除了武汉大学刘秉麟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湖南大学潘源来的《经济学原理》(国立湖南大学出版组，1948年版)等少数几本著作较有影响力外，中南财经学院几位教授的著作均是普及性的通俗读本。如刘光华编写的《经济常识》(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主要介绍了经济的概念、资本与资本家、需求供给理论、货币金融、失业、财富保值增值、通货膨胀、银行业务等基础知识。张人价在《经济学原理》(宇宙书局，1948年版)一书中，对经济的概念、经济活动、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经济利益、经济原则等概念进行了介绍。罗云在《广大计政》(1948年复2第2～5期，复3第1～4期)连载书稿《经济现象》，综合了各派经济学说的观点，用人类主要经济现象来阐释经济学原理。谭云峰编著的《经济学》(广州实用高级会计科职业学校，1940年版)介绍了经济学的概念、流派，并用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四分法”来解释经济基础理论。

3.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是孙中山先生借鉴吸收西方经济理论，融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创新、改造，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在经济理论上进行的探索。民国时期，民生主义经济学一直为研究热点，甚至出现了畸形的“繁荣”[17]，这在中南地区经济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吕调阳的《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版)用生产、消费、交易、分配“四分法”解释民生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提出要“一方面统制私人经济，一方面计划国家经济，使依照一定的意识地目的而进行，以达经济的理性化”[18](P2-7)。刘耀燊在《养民经济论》(民族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中指出民生主义经济学要以养民为目的，以社会福利为前提，由全民共同建设，经济建设的成果由全民共同享有[19](P1-8)。吴澄华用价值、生产、分配“三分法”分析民生主义社会劳动的各环节，指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拓展，建议运用社会互助达到经济改进的目的，这是一种结合东西方经济思想的创新[20]。曾仲谋提出中国的经济形态是民生主义的民族经济，即“进行其全民性、民主性与大同性的社会物质生产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的(三民主义)社会底真实基础”[21]。

总体来说，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是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虽然民生主义经济学已经关注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问题，认识到西方庸俗经济理论的缺陷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甚至还使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表述，但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大框架内的局部改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着本质区别。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 网址: http://www.jjxjzz.cn/qikandaodu/2021/0509/10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