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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经济学的发展基于中南财经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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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研究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各部门经济学均有所涉及。但由于区域特征,学科之
(二)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研究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各部门经济学均有所涉及。但由于区域特征,学科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成果比较突出的主要有农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贸易经济学和会计学五个学科。
1.农业经济学
根据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的统计,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农业经济研究的成果并不是最多的⑧,但中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一直处在繁盛和高产的状态。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二是中南地区区位特征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位于长江中下游,历来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民国时期,农业虽仍是国民经济的最主要部分,但受阶级剥削、租税、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普遍萧条,即使是一向富庶的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也处于迅速衰败的过程中[22]。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对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和经世济民的情怀,促使他们把农村经济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其中以朱剑农和刘光华最具代表性。两位学者都曾参与发起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⑨并担任理事,同时又代表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剑农对农村问题的分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以及对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判断。在《农村经济》(中华书局,1948年版)一书中,朱剑农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史料对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做了全景式描述。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7个方面:(1)土地私有高度集中,以川、康、滇、黔、陕、甘、宁、青8省为例,60%以上的土地所有权在占总人口不到4%的地主手里;(2)租税沉重,农民苦不堪言;(3)受剥削阶级压迫的农村劳动人口庞大,约占农村总人口的73%;(4)农业劳动力收入微薄,生活困难,农业平均工资只有同期美国农民平均工资的9.3%;(5)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下;(6)农村金融现代化程度低,高利贷现象严重;(7)农产品的运销被买办和官僚资本垄断,层层盘剥。对此,朱剑农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根本途径是铲除封建地主、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层,改革农村经济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制度,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的劳动形态,彻底解放农村土地生产力[23](P10-95)。
刘光华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实际,参考西方相关理论成果,对民生主义农业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他在《农业政策》(南京书店,1932年版)一书中提出,增进农村福利的四大政策,即农业土地政策、农业劳动政策、农业金融政策和农业合作政策[24](P65-256),后又陆续补充了农业生产政策、农业经营政策、农业分配政策等[25]。刘光华认为农业政策的核心是土地政策,他主张以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增价归公、扶助自耕农、推行限田制、国营垦殖事业等方式,和平渐进地实现“土地国有”,同时还提出整理田赋、规模化经营等改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的主张[25],与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取向如出一辙,体现了当时国统区经济学界为配合国民政府发展农业、振兴农村政策的施行,在理论上进行的铺垫和解读。
陈正谟、张人价两位学者以农情调查见长,基于大量扎实的调查统计开展农村问题研究。1934~1936年间陈正谟主持了全国地租问题和农工问题调查,调研报告《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和《中国各省的地租》(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先后出版。受西方经济思想影响,陈正谟对土地私有制多有维护,他认为土地高度集中引起地价高涨,地主即使不断加租依然获利不多,地主与佃农面临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他主张在维持现行租佃制度的情况下实行减租政策[26](P7-9)。陈正谟的著作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薛暮桥对陈正谟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们在立场上的分歧决定了两人在“三农”根本问题上的歧见。张人价1934~1938年在湖南省经济调查所、湖南省总行经济研究室担任研究员期间,参与了湖南资源与特产调查,其主笔的调研报告《湖南之谷米》于1936年由湖南省经济调查所印行。张人价在调研中发现,湖南谷米价格受生产过剩或不足、供需不能调剂等因素影响而波动,易造成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现象,对此他提出要兼顾生产者(农民)与消费者(一般人)利益、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实施谷米生产政策和谷米调剂政策[27](P94-104)。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业经济状况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张人价的研究为农业经济改进和农业政策制定积累了大量资料,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 网址: http://www.jjxjzz.cn/qikandaodu/2021/0509/1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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